陕西愣娃:他雇45个工人在家挖萝卜窖完事儿把工人埋进窖里|夜行

发布日期:2021-11-25 17:4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原标题:陕西愣娃:他雇45个工人在家挖萝卜窖,完事儿把工人埋进窖里|夜行档案049

  只是北京下完雪后,疫情又开始反复,我们就不怎么出门了,偶尔待一起看看纪录片、吃顿饭。

  我和他讨论这事儿,他说,有人把宠物当家人,有人只把宠物当动物,一种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。

  不仅是猫猫狗狗,连人有时也会被其他人不当人,当成可以任意处置的“猫狗”。

  我之前看过一个犹太人的自传,他9岁时被关进纳粹集中营,曾目睹过党卫军让一名被关押的男人亲手绞死自己的朋友,因为他的朋友企图越狱。

  这时,他的朋友转过身,接过绳索,吻了吻朋友的手,然后将绳子套进了自己脖子。

 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这一幕感动,党卫军看到却大怒,踢掉那个朋友身下的椅子,绞死了他。

  剑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西蒙·巴伦-科恩把党卫军的心理解释为:共情的腐蚀。当共情缺失的时候,人不会感知到其他人的伤痛,只把对方当作物品。

  党卫军不会共情那对犹太朋友,他特意选择了一种会让两个人都受到惩罚的方式。

  作者用共情的缺失解释很多极端的犯罪行为,比如纳粹的人体试验,比如有人会闯进幼儿园砍杀无害的儿童,还比如有人会把别人的手砍掉,只为抢劫一枚戒指。

  1985年5月29日,陕西商县(现商洛市)王墹村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臭味。

  这是一栋土屋,面朝公路,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。左边是猪圈和土厕,围了一堵半人高的土墙,右边紧靠邻居家。

  龙治民家里的窗户全都堵上了土坯,屋子黑黢黢的,且奇臭无比。因为这股臭味,村子里的人都不愿意去龙治民家。

  刚进到屋里,王扣成就从一股浓烈的臭味中分辨出,里面夹杂着尸体腐烂时散发的尸臭味。

  这两具尸体都是男性,一个四十几岁,一个十几岁,死亡时间分别在四天和十天以前。

  发现这两具尸体后,下午2点,王扣成带着派出所所有干警再次赶到龙治民家,从龙家的大门口开始重新排查。

  进门时,王扣成顺手把两扇门往外推了一下,但门又立即反弹回来,像有什么柔软、有弹性的东西。

  王扣成走到门背后,用脚踢开抵在门后的一堆杂草,露出一个化肥袋。里面装着一具五十多岁的女尸,死亡时间也在三四天以内。

  王扣成给惊够呛,这可是大案啊。他立即上报省厅,下午5点,商县县委副书记和公安局局长都赶到了龙家。

  刑警去到王墹村了解情况,有村民说龙治民家经常出现一些村里没人认识的外乡人,还提到龙家的大门前曾经有过一个萝卜窖。

  这里解释一下,萝卜窖是北方农村冬天藏萝卜的地方,通常是在地上挖一个1米多的方坑,上面盖上石板、草衫保温,这样再把萝卜放进去后,不会被冻坏,能保一个家庭吃一冬。

  这种窖,里面空间大,但是窖口小,容易隐藏,要是人进了里头,也不太容易出来,不少农村的杀人场景都在萝卜窖里。

  天津蓟县发生过一起“干涧村惨案”就是。抗日战争时期,日军曾把9名干涧村村民赶入萝卜窖,堵住出口,将他们活活烧死。

  王扣成在龙治民的院子里,发现了村民说的萝卜窖,看上去已被填平,种上了白菜。

  王扣成觉得不对劲,叫了几个民兵来挖,刚开始时只从土里挖出一些苞谷叶,继续往下挖的时候,铁铲碰到了东西。

  民兵把铲子拔出来一看,一大块白色的肉挂在上面,刚挖开的土里不断有血迹渗出。

  王扣成叫几个民兵沿着苞谷叶向四周挖掘,清理出了一个长3米、宽2米的场地。

  揭开苞谷叶,坑里整整齐齐地躺了八九具尸体,头脚交错倒置,尸体之间挨得十分紧凑、整齐,像精心摆弄过、码成一排的农作物。

  民兵们一直从当天下午5点清理到第二天早上,才把这个埋尸坑清理完,在里面一共找出了33具尸体。

  当时,王墹村发现尸体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。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地封锁现场,还有一个连在县城内随时待命,公安局甚至与现场开通了无线年,那一年深圳发行了我国第一套电话卡,只发行了三张,面值87元,够买几十斤猪肉。用上专用电话联络,可见公安局对案件的重视程度。

  第二天,也就是5月31号上午11点,警察在龙家的猪圈里,又发现了一个埋尸坑。

  这个坑的形状跟“3号坑”一样,长2米,宽1米,里面埋了8具尸体,尸体的摆放位置和整齐程度与“3号坑”类似。

  根据尸检信息,埋在这里的人明显比“3号坑”的人先遇难,被命名为“2号坑”。

  尸坑被发现之后,龙治民和他老婆闫淑霞都被关押在公安局接受审讯。警察也一直在龙家反复勘测。直到6月5日,勘验组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的位置,又发现了埋着4具尸体的坑。

  案件一出,因为性质过于恶劣,被商洛地委、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,惊动了国务院和中南海,由公安部部长牵头破案。

  警察一开始怀疑龙治民还有同伙,因为他的身材很矮小,身高只有一米五几,而被害者里男性居多,很多还都是干力气活的。

  但是,龙治民的老婆几乎没有行动能力,因为她不仅下肢瘫痪,精神还有点不太正常,经常自言自语。

  从1983年3月开始,龙治民就经常在西关车站、广场、桥头等地以高价雇工、介绍对象、免费住店甚至卖雏鸡等借口,骗来一些人到他家,然后让这些人在他家留宿。

  80年代的陕西,全省外出打工的人都很多,火车站每天人来人往,人员复杂,大部分都是为了谋钱。

  那时的火车站,也是中国犯罪案件发生的最大源头。偷钱、抢钱都是小事,招妓、赌博、吸毒、招工杀人等很多犯罪行为都从火车站开始。

  以广州火车站为例,1974年建成后,南下打工的人大量涌进广州,滞留的人在火车站当众吸毒、抢钱、打人,甚至杀人。

  2004年11月,广州火车站上百名“背包党”曾和车站保安发生冲突,引来大批警察,直到警察鸣枪才结束冲突。

  龙治民知道在火车站流转的人大多都是外乡人,这就意味着,他们失踪后,家人在短期内也不会在意,只觉得他们在外打工。

  而且这类人需要钱和工作机会,容易被龙治民引诱。他杀害的那几十人,大多数都是这么被他骗来的。

  为了下手方便,以及更稳妥,龙治民也都只挑选单个被害人,被害人之间互相都不认识。

  只有王墹村阎家一家三口是个例外。1985年,龙治民杀了邻居阎家一家三口,包括2岁的小孩。

  这里几乎没有资料提及,我推测,很可能是阎家人发现了龙治民杀人的事实澳门六彩资料网站管家婆,龙治民为了保密,就灭门了。

  阎家是从外地迁到王墹村的,本村并无熟人,所以即便消失,也不会引起特别大的关注。

  龙治民先后诱骗了48个人到家,都是趁别人在夜里睡着,或者没有防备的时候,用锄头对着他们的脖子就砍一锹,让人当场毙命。

  有些人第一下没弄死的,他就用尖锥刀戳他们的胸部或颈部,直到把人捅死为止。

  龙治民基本都在夜里杀人,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,他老婆闫淑霞有时会在夜里为他照明,把遇害者的脖子照亮,方便龙治民对准,然后下手。

  最变态的是,开始埋尸后,龙治民家恶臭无比,没几个人睡得下去,龙治民就让老婆闫淑霞跟那些留宿的人睡觉,就为等到人不注意的时候,好下手。

  可以想象一下,闫淑霞正在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,龙治民提了一把铁锹对着那人的脖子就是一锨。

  人的颈动脉遭到强力割开,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喷出,甚至流干体内的血液。

  杀人之后,龙治民会脱掉遇害者沾血的“红”衣服,让闫淑霞洗干净,拿给自己穿或者带到集市上去卖。他还会剃光死者的头发,同样拿到集市上去卖。

  警察曾问过龙治民为啥把尸体摆得那么整齐,龙治民说,码整齐就放得多一点,四仰八叉的话就放不了几具尸体。

  从这些手段可以看出来,龙治民根本没有任何杀人的心理障碍,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更方便、更持续地杀人。

  他享受到什么程度呢,连挖埋尸坑,龙治民都不自己动手,而是请别人来挖,挖完之后再把人杀了——相当于让受害者自己给自己挖坟。

  龙治民自己形容这种感觉是:“看着他们为我干活啊,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地主一样,心里非常高兴。”

  商县梁铺乡的刘庆娃曾被龙治民叫去给他家挖窑,在挖窑之前,龙治民专门用石灰打了线,叫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。但刘庆娃在挖窑的时候碰到一块大石头,为了扣除这块石头,他不得不把灰线往外移了一点,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。

  他跑去问龙治民这是啥骨头,龙治民也不担心,只淡淡说了一句:“那可能是老坟吧”就敷衍了过去。

  或许那个时候,他看这些人,只有两个身份:免费的劳力,和尸体,根本不必多费口舌。

  其实商县周围失踪了那么多人,一定是有征兆的。1983至1985年,商县各乡的公安局接连接到失踪者报告。截止1985年5月,公安局就接到了一共37人的失踪报告。

  杜长英早上跟哥哥杜长年一起去县城赶集给猪买豆饼。中午的时候,杜长英在西关车站遇到了与龙治民,龙治民说他家里有活干,一天给3元工钱,叫杜长英跟他一起回家,活干完后给他付钱。

  后来,是商县造纸厂的一个出纳记起来,似乎是有个矮个子男人拿着杜长英的收据来过一次。那个男人,可能是王墹村的龙治民。

  5月28日,杜长年找了几个精壮的年轻小伙子,去王墹村找龙治民。路走到一半,正好撞见龙治民向他们走过来。

  他们抓住龙治民就问杜长英的收据是怎么落到他手里的,龙治民当时还跟他们扯皮对骂,说杜长英欠他欠了二十多块钱,那天收到的一块八毛五屁都不算。

  杜长年他们当时就想把龙治民送到派出所,但龙治民反应很大,不仅破口大骂,还叫嚣自己是县上树立的先进典型,看谁敢动他。

  杜长年不管那么多,一群人把龙治民拷起就走,走到西关车站时,龙治民又开始耍赖,往地上一躺,一边打滚一边乱叫,怎么拉也不起来。

  这时,围观的人群走出一个小伙,径直走到杜长年面前,说他已经注意龙治民好几个月了。

  这小伙是商县上官坊乡侦捕队的队员,上官坊乡的一个村支部副书记姜三合元旦在西关车站遇到了龙治民,听他说家里需要有人挖猪圈,一天5元,包吃住,便跟着龙治民回家,从此失踪。

  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找人,盯上了龙治民,发现他经常在西关车站招走一些男女。

  姜银山曾两次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人口失踪的情况,后来,他又把信直接写给了商县地委的白玉杰,前后一共写了三封,都没引起重视,也没有任何回应。

  改革开放之后,我国待业青年数量规模庞大,社会治安及其混乱。犯罪案件逐年增多。

  1979年,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达到50万件;1981年达到了89万件。

  而且那个时候,陕西经济落后,西北又不断刮狂风,农民年年收成不好,很多人逼不得已走上外出打工,或犯罪的道路。

  一直到1995年2月28日,《人民警察法》才通过,对人民警察的职权、任务、活动依据、义务和纪律,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,同时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。

  1983年,陕西省发生凶杀案的比率比70年代增加了88%,更别提其他偷拿摸抢的小型犯罪,很少引起警方重视。而龙治民就是在这三年做的案。

  看完龙治民的犯罪经过,我想聊聊,一个没有精神疾病的人,为什么会残杀这么多人?

  在《恶的科学》这本书里,作者西蒙·巴伦-科恩提到了“零度共情”这个概念,指的是一群无法体会悔恨和内疚情绪的人,他们压根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是什么,即使向他们指出他伤害了别人,他们也无法理解。

  这是一种极端状态,但凡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反思,会有悔恨情绪,只是事发的时候,无法控制自己的人,都是有一定共情力的人。

  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战争中,士兵会对无害的老百姓做出残忍的事,因为他们并不觉得那些人是自己的同类,而是敌人,或必须屠杀的对象。在那段时间里,他们对人的共情被“赢得战争”的信念给屏蔽了。

  但人毕竟不是机器,杀人的阴影还在,很多战士在回归和平社会后,都患上了PTSD。

  零度共情不一定都会伤害他人,只有负面的零度共情才会伤人,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:边缘型(觉得周围人都在害自己)、精神病态型(反社会)和自恋型(只关心自己)。

  龙治民对自己的屠杀对象无疑是没有共情的,他更像零度共情中的“精神病态”——这种人一般会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欲望,有时受到小小的阻碍就会暴力相向,有时又会冷酷地算计该如何实施一种残酷行为。

  首先他自身条件很差,娶不到正常媳妇,只能娶到因脑膜炎导致下肢瘫痪的闫淑霞。

  他明显对性是有需求的,早在1977年冬天,龙治民就将一名痴呆女子骗到家中,关在阁楼里,强奸了她好几天,后来被村中民兵发现,才解救出来。当时,村里只对龙治民做了一些批评教育,就把他放回家了。

  其次是金钱,龙治民确实不富裕,尤其是80年代,所有人一起在生产队赚工分,多劳多得。

  龙治民生性好吃懒做,经常找借口不出工,要求要完成的400个工分,龙治民100个都完成不到,吃不饱饭,娶妻也只能娶到他看不起的残疾人。

  案发后,警方在龙治民家里搜出了573元,粮票91.5斤,手表六块。龙治民在审讯过程中承认他就是为钱杀人。

  龙治民承认过,他根本叫不来有钱人,他以招工和提供免费住宿的名义引诱受害者,愿意跟着他走的,基本不会是有钱的人。

  48条人命只换到573块钱,即使80年代的猪肉只卖一块钱一斤,这个代价也太大了。

  他有个很有名的论断,是自称有“三不杀”:一不杀科技人员,二不杀国家干部,三不杀职工、工人。那他杀谁呢?只杀残废人,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的人。

  虽然穷,可家里就他一个男丁,他爸对他极为娇惯,去地里干活时都把他用背篓背着。

  上学后,他成了同学中年龄最大但个子最小的人,同学老师都看不起他,还搞些恶作剧整他。

  到了文革期间,龙治民的情况反转了——他成立了一个组织,只要是他看不惯的人,他都写大字报,然后带上一批人去抄家、批斗。

  文革结束后,地方成立革委会,检举那些在文革中举动过激的人,龙治民差点被揪出来批斗。

  他和姜文演过的《芙蓉镇》里的王秋赦有点像,这人之前是个二流子,在文革里搞运动,摇身一变成了镇上的党支书。当运动结束时,王秋赦失去了一切,住的吊脚楼塌了,他也变得疯疯癫癫。

  那是一个“无法有天”的时代,法律制度非常不完善,公安机制几乎是瘫痪的。相应的,社会治安也很混乱。

  法律不健全,龙治民就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安慰,觉得自己是为了国家好,甚至荒唐地给自己定了个“三不杀”原则,其实都是借口。

  龙治民说他有一次在楼上杀了一个人,睡到后半夜听到那屋子有扑通扑通的响声,龙治民点灯上楼去看时,手里的煤油灯都吓得端不稳。

  但他小时候背了好几年的毛主席语录,在心里默背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!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”

  他爬上楼后,才看到原来是那名受害者的血滴到塑料布上的声音。他找了个盆把血接住,就又倒头睡了。

  龙治民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,还说人家黄巢杀人八百万被奉为皇帝,我杀四十多个人凭什么就判死刑?

  但是,我看了下受害人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农村家庭中的精壮劳动力,还有几个小孩子,根本不符合龙治民的那几个原则。

  后来警方在龙治民家里搜出一个小本本,用各种香烟盒装订而成,有一百多页。烟盒背面写满了名字,这是一份记载了1208个人的名字及简要情况的名单,上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有名人的名字。

  龙治民说这些名字只是他从别人随口听到或者偶尔见过一次的人,记人名没啥特殊含义,他说只是记着耍。

  公安局食堂里的两名掌勺师傅都在这名单上面,两名师傅知道后对着龙家破口大骂,说绝对跟龙治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  刑侦人员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走访了这名单上的所有人,证实这份名单确实是龙治民从各处听来,然后随手记上去的。

  零度共情的“精神病态”,除了不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,还有个表现是道德发展也很不完善,没有是非观念。

  杀人杀得越多,且长时间不被察觉,很容易从杀戮中获得快感,并会在脑子里产生一种筛选机制,由他们来决定哪些人值得活,哪些人又必须死。

  尤其当这种杀戮行为被套上一个合理的借口的时候,杀人成了一种“正义”和“必须做的事”,共情被彻底切断了。

  在龙治民杀人杀的最多的1985年,应该就是他快感达到顶峰的时候。半年不到的时间,他就杀了36个人,速度快到家里摆放的三具尸体都没时间转移到萝卜窑。

  这里有个类似的例子。同样是1980年代,美国加州也出现了一位谋财的连环杀人魔,是个50多岁的老太太。

  老太太叫普恩特,开了一间私人养老院,她专杀养老院里的老人,然后占用这些老人的社保和养老金。她也胆大到就把尸体埋到自家院子里,后来警方在她的院子里发现了7具已经被她肢解过的尸体。

  普恩特和龙治民差不多,我认为都属于把人当作物品,没有任何共情心理的那一类。

  陕西省公安厅曾对龙治民做了跟多次精神病学测试,检测结果是龙治民一没任何精神病症状,二反应敏捷,属于聪明人那一部分。

  1985年8月30日,陕西省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,对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。9月20日,商洛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二人极刑,二人提出上诉,陕西省高院维持原判。

  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——把时间拉长,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,暴力、凶杀、犯罪行为是不断减少的。大到战争,小到体罚儿童,各种暴力形态都呈下降趋势。

  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·平克专门写过一本书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,专门论证了这个问题,给出了大量数据佐证。

  为什么暴力会减少?其中有个原因,就是共情力的培养。对他人处境的理解和同情,能够引导人趋向合作和利他,激发人的良知。

  这个道理在我看来很简单:不管其他生命与我们多不同、多疏远,我们都不应该伤害他们生存、生活的权利。肯德基官方回应“求帅哥送餐”KFC外送小哥照片系PS(1)